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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谁解:赵翼的学术情怀

作者: 责任编辑:丛龙慧 2018-04-16 09:06:29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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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在乾隆二十六年尽管本可以高中状元,但由于乾隆帝以清代陕西未有状元将其与王杰名次互易而屈居探花,但仅此而论,其才学亦足以令世人竞折腰。乾嘉时期考据学隆盛一时,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号称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日本汉史学家曾投票推选赵翼为中国史学十杰之一。不仅如此,赵翼在诗歌创作和诗话上的成就也是冠绝一时,在清代中叶诗坛上的地位世所公认,与袁枚齐名,并称“袁赵”,又加上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亦为“毘陵七子”之一。此外,赵翼与袁枚、张问陶(船山)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赵翼的诗歌被后世众口相传,诸如“李杜诗篇万人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等名篇,入选目前中小学语文课本。然而,且不论赵翼的生平、思想,即便前揭诗歌的赏析连篇累牍,但真正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见。知人论世,必须认真体会和理解,才能深入幽深的历史。

书生本是知兵之人

在常人看来,赵翼仅仅是一介书生,考订史书,吟诗度日,悠哉乐哉,不问世事,但没有看到赵翼本是通晓兵略之人。乾隆时期特别明显,十全武功均是皇帝亲信打出来的,主体部队是健锐营等八旗劲旅,这是为八旗士兵露脸提供机会,而掌军的统帅按照大将军之制均是傅恒、阿桂、福康安等满族亲贵,每届此时,皇帝均将自己的御前侍卫派往前线以供驱遣,不愧为得力干将,而一般人不注意的是,这些军事行动中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即军事参谋人员,也是来自皇帝身边御前行走的文臣,主要是一批军机章京。

赵翼任军机处章京时在乾隆二十一年,正值清廷平准之役军书旁午、如火如荼之际。赵翼晚年回忆在军机处耳闻目睹乾隆帝为平准之役殷怀筹划、宵衣旰食的情景时这样写道: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应该说,赵翼后来以善筹军事见长,就是受到乾隆帝及当朝宰辅的耳濡目染的熏陶的结果。

乾隆本身是英明之主,当时人才之盛在清人笔记中描述详细,在朝廷上一言九鼎的大臣承旨出政,各个精明绝伦,不过,乾隆并不以此满足,极力在军机处培养一批青年后备干部,而这一目的的确也基本上得以实现,军机处行走的一帮章京人才辈出,后来诸如赵翼的军事才能在辅佐傅恒经略征缅之役、浙闽总督李侍尧平定台湾林爽文事变中都得到充分展现。这些军机章京常年在皇帝身边起草文件,在羽檄飞传之际锻炼成长,而这些代撰诏旨立马可待的才俊连皇帝都视为文胆,对于出征统兵的大将军而言带在身边自然得心应手,形成军机章京与御前侍卫文武双全的绝佳配置。在第二次驱逐廓尔喀之役时,福康安随带行营的军机章京杨揆橐笔从征即和赵翼的情况非常相似。杨揆和赵翼一样是江苏人,生而聪颖,好涉猎史事。乾隆五十五年入直军机处任章京,次年作为福康安高级幕僚参与军机事宜的赞画,办理军务勤能得力,甚见推重。

在清代,政府开方略馆,往往在一次重大战争结束后,由皇帝下令组织专门编纂班子,搜集该战争中有关上谕档案、前线统帅奏折、地方官员报告等,先后编纂了《平定准噶尔方略》《台湾纪略》《安南纪略》《廓尔喀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等辉煌巨典。其实,这些“方略”就是战略与战术史的资料汇编,目的是为以后的军事行动提供参考,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军事书籍。赵翼等军机处工作人员参与这种方略的编纂,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在军机处工作本是熟悉当时各种谕旨、奏章的来龙去脉,是许多文件的起草者,而且这些人的文史功底也是其能够得展长才的根本所在。通过这些方略的编纂,实际上兵略提升自不待言。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被许多人视为歌功颂德之作,认为现在《实录》《方略》俱存,此书史料价值不高,但实际这是一位军事参与者和军史研究者将一手资料和在当时庋藏于宫廷秘府、一般人无缘得见的“方略”等文献资料溶为一炉的结晶,在当时的价值与当代人的观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后来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之所以撰写《圣武记》,不仅从书名而且从内容上均蹈袭赵翼的著作,一脉相承,均是通过军事史研究为现实服务。

笔者在拙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三卷还专门论及兵备道一职的深刻含义。和刑部司员每多出任地方按察使一样,军机章京在立功之后每每出任兵备道。例如,乾隆五十八年,第二次驱逐廓尔喀之役军务告竣撤归,杨揆被授为四川川北兵备道。赵翼善筹军事,乾隆三十六年担任贵西兵备道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

失魁之痛

翌年辛巳,皇太后六十万寿开恩科,同时也是借以彰显西师告捷之后偃武修文之意。赵翼被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深倚佽助,邀爱愈等,是当年科举夺魁呼声最强的热门人选。但是,“隔岁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榜眼诸桐屿,皆军机中书,故蜚语上闻,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及会试榜发,赵瓯北又以军机中书得隽,傅文忠为赵危之,语赵不必更望大魁。”正因为这批有才之士聚集枢要,此前的科考三鼎甲出自军机处颇多,遭致外界议论纷纷,在彰显国家抡才大典的慎密神圣、廓然大公的大局势下,军机处任职的身份显然成为应试者的一种负资产,受到刻意压抑,以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闲言碎语。不料,谁也没有想到赵翼暗下决心,决定在考场上使用自己平日不使用的另外一种书体,扬长避短,改变雄恣不羁的文风为谨严整饬,专门防止被考官认出反而不利于己。考试结束,九位读卷大臣一致在一本试卷粘贴的纸条上画圈,评定为第一。当时两位主考刘纶和刘统勋均出自军机处,唯恐是科又成军机结交之局。神经紧绷的刘纶“虑赵卷入一甲,又或启形迹之疑,且得祸,乃遍检诸卷,意必将赵卷置十名外,彼此俱无累矣”,但专门反复检查并未发现赵翼的试卷踪影,向刘统勋私下议论,表示自己对于列为第一的试卷似乎总有疑惑。刘统勋复阅该卷,信誓旦旦地说:“赵耘崧字迹虽烧灰也可认,此必非也。”盖赵初入京时曾客寓其府邸,爱其公子刘墉(字石庵)书法,每每仿之。及直军机,赵以起草多不楷书,偶楷书即用石庵体,故而刘统勋不知赵另外藏了一手,掌握欧阳修率更体这一秘密武器。刘纶终以为疑,又言:“遍检二一七卷,无赵耘崧书则必变体矣。”刘统勋聚精会神再次复看,断定文章风格与赵平时文风亦迥然不同。刘纶只得作罢。这些军机大臣平日与章京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办公,自然熟悉得无法再熟悉了。

殿试卷进呈,既然六房读卷大臣一致公推为第一,乾隆自然认可,命令将弥封打开,却是令乾隆帝君臣哭笑不得的结局:列为榜首的偏偏就是江苏阳湖人赵翼,浙江仁和人胡高望名列第二,陕西韩城人王杰第三。赵翼播弄聪明躲过了读卷大臣的摈斥,脱颖而出,但命运之神仿佛故意捉弄,断自宸衷的圣意使其“一桂枝高手已攀,胪传声里另排班”。乾隆帝顾不得天子之尊,违反科举制度论文不论人的传统原则,亲谕诸臣曰:“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以陕西自清代以来尚无状元为由钦笔圈定将王杰与赵翼调换了次序,赵翼被易置第三,与状元失之交臂。胪传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赵翼独挂数珠,尤其引人注目。乾隆帝升座遥见之,退朝后询问傅恒。傅恒“以军机中书例带数珠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上心识之”,对这位军机章京更为印象深刻,恩注甚深。大魁天下毕竟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赵翼因“大魁佹失,心常歉然”,为此终生耿耿于怀。

廿二史札记

伟大的作品往往是内心沉痛的表白。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这样,司马迁被腐而著《史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详细考证司马迁著史经过固亦有由。作品与其人生息息相关。满腔的沉痛均化为汩汩而出的文字,可谓地地道道笔端常带感情。本来赵翼可以在仕途上继续发展,但其绝然急流勇退,肯定内心反复掂量。赵翼之所以写《廿二史札记》,就是内心憋着一口气。这源自对于状元失之交臂的不服气,源自一种自己书写自己历史的志向。乾隆曾经跟傅恒说赵翼“文自佳而殊少福相”,而赵翼的同年李调元在《雨村诗话》卷一亦云其“胸中书气逼人”“颔尖面小似猿”。以是观之,善于相面察人的乾隆判断也并没有错。本来当年的恩科是因为平西而举行,开科的目的非常明显,所以兆惠被任命为首席读卷大臣,傅恒在考试之前就给赵翼打过预防针,赵翼执意挑战命运,尽管运用了瞒天过海的战术,但最终仍旧无力回天。这件事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阴影。作为读书人,他坦承自己对举业最高荣誉的渴望,对这一顿挫耿耿弗忘,云:“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终不能已。”他反复申说自己与状元无缘归结为是江南籍贯和军机章京身份所致,并非文才不足,以宋高宗绍兴八年廷试黄公度错失状元借题发挥,称黄公度“命本不应显达,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预兆于几先者也”。这实际上是在暗喻自己的命运不济。当遇到历史上此类事件时,赵翼总是不惜笔墨书之又书,言之再三,并多将之归因于“器小不享厚福”。赵翼所谓“已渐鼎足犹非份,敢望巍科第一传”,明显带有酸葡萄心理,感慨“惺园由此邀宸眷,翔步直上,而余仅至监司,此固命也”。其后来每每自称“第三人”,应当有其独特的自我调侃意味。在《廿二史札记》中,赵翼试图以“天”和“气运”“势”几个概念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既是源于其对历史兴亡的体认,也是基于其个人切近经历的体验。

赵翼享年88岁,正如他晚年在诗中所云,“追思敷历官中外,八十年中十八年”,计中书舍人六年、翰林六年,出守及从军六年。但在经历十八载的官场生活后,他自认为是命运所限,仕宦进退,莫不有命,“闲来细数经年事,何一堪为惠绩留?”“生平报国堪凭处,终觉文章技稍长”。作为一个很具有个性的人,他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后,自然艾怨“平生无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便以养亲为名弃职里居。乾隆四十二年,老母逝世,赵翼在服丧三年期满后,曾取道山东赴京,打算在宦海竞渡中再决雌雄,这其实表明了其内心把持不住的复杂情感交锋。但行至台儿庄,忽患风疾,双臂不能自主,只好向命运屈服,掉头南归,从此绝意仕进。赵翼事后自道:“此固福薄量小,无远到之器,亦以在任数年,经历事端,自知吏才不如人,恐致陨越,则负恩转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荣进也”。

乞养归田之后的赵翼存在着盛年不复之后人生功成名就的焦虑,其《读书》一诗云:“隐卷即忘神已耗,读书有益老徒悲。古人辈辈成行列,我向谁边去立锥!”严迪昌在《清诗史》中说得很透彻:“‘乾隆三大家’中的赵翼,是个‘立功’未能而意求‘立言’者。所谓‘三不朽’中的‘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赵翼大半生心力所寄正在这‘理足可传’的著作事业上。”赵翼自忖,“从军无奇功,作吏无奇迹”“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在经济上脱贫之后,由于仕途上“立功”无法矫然出众,赵翼最终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立言之上,以潜心学术的“自得之趣”使得内心的郁结得到一定意义上的超越。乾隆四十三年,赵翼如是言:“少贱苦穷饿,求官藉檀粥,及夫仕官成,又想林下福,此意殊不良,未可对幽独。其如才分劣,自审久已熟,同乎俗吏为,吾意既不欲,异乎俗吏为,吾力又不足,是以诎然止,中岁返初服。敢援老氏戒,谓知足不辱,庶附风人义,坎坎歌伐辐。既要作好官,又要作好诗,势必难两遂,去宫攻文词。僮仆怨其癖,亲友笑其痴,且勿怨与笑,吾自有主持。一枝生花笔,满怀镂雪思,以此溷尘事,宁不枉用之。何如拥万卷,日与古人期,好官自有人,岂必某在斯。”此诗写其心事甚切,坦率地呈现了其思想深处的隐衷。立言是安顿一己之心灵、使自己名垂青史的最好途径,更何况是将王朝正史仔细梳理考证一番,让自己担任历史的主审官,可谓名正言顺的永垂史册的鸿业。事实证明,这也确实令其成为历史不可忘记的人物。可以说,埋头撰写《廿二史札记》这一巨著,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问天下第一。

赵翼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则札记别纸,积久遂多。”到乾隆六十年,赵翼将这些札记加以整理,此即《札记》初稿。后来又加修订,并将新得《明史》札记附于最后。嘉庆四年(1799)最后定稿,并刻版印行。次年,钱大昕、李保泰为《札记》作序。辑《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为撰写《廿二史札记》,赵翼仅披阅廿四史就达3200卷,加上正文和夹注中引用的稗史笔记4000多种,工作量浩瀚。其自辞官至《札记》定稿,前后27年,书成之时已是七旬老翁。我们可以从赵翼将“才人好名”解释为创新唯一动力觇见其之所以立志“创前古所未有”的缘由。他认为:“东坡所至必有营造,斯固其利物济人之念,得为即为之;要亦好名之心,欲籍胜迹以传于后。韩魏公作相州堂,欧阳公作平山堂,均此志也”。赵翼以一己之力完成皇皇巨著,的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廿二史札记》刊刻之后,赵翼想必曾赠书王杰,其在《同年王惺园相公见余〈廿二史札记〉,有感于前朝荆楚流氛事,手书远讯,敬赋奉酬》一诗云:“千里郇笺到草堂,离怀时事两苍茫。公真与国同休戚,我已无人问在亡。身退敢思投笔奋,官高共仰运筹长。状元宰相荣华处,知为忧劳已淡忘。”其中不无深意存焉。

江山代有才人出

赵翼存诗近5000首,不过在诗歌上的造诣似乎远远掩盖了诗歌数量超过《全唐诗》的乾隆帝,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对于赵翼的诗歌“李杜诗篇万人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般人均作如是解:此诗反映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新旧代谢规律,即一个时代有一代之文学,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惟古人是从。这种字面上的解释固亦有由,无可厚非。恰如赵翼所言,“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此理至为浅显,尽人皆知。但在笔者看来,其实后人真的没有读懂赵翼,味乎其言具有特殊意蕴。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分别享有“诗仙”与“诗圣”的美誉。从当代来看,李杜诗篇仍然没有失去其魅力,并没有因为赵翼的诗歌而撼动二人在诗界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李杜之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乎印证了在唐代就对李杜敬佩得五体投地的韩愈在《调张籍》一诗所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但赵翼对于与李白、杜甫的诗歌相媲美的难度自然心知肚明,而且对李白、杜甫钦敬有加。据江晓原通过对唐代人选编的数种诗集和清人选编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的统计归纳,李白和杜甫的诗在唐代是不入流的,在清朝时期被极度推崇。公元744年选编的《国秀集》收录220首诗,当时三四十岁的李白和杜甫的诗无一人选。公元753年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录229首诗,53岁的李白有13首入选,42岁的杜甫无一首诗入选。这估计是李白明显比杜甫岁数大、成名早使然。在唐宪宗(806-817年)下令选编的《御览诗》收录286首诗中,卢纶和李益等人分别入选30多首,李白和杜甫的诗没有入选。而在清朝人选编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中,李白和杜甫被收录的诗歌迥轶卢纶和李益诸人。赵翼有诗云:“只为名心鉥肺肝,纷纷梨枣竞雕刊。岂知同在恒沙数,谁独难回大海澜?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如何三寸鸡毛笔,便作擎天柱地看!”一方面,过去的经典作品经过长时间的传播,较之晚出的当代经典自然具有时间积淀的优势;另一方面,因为后代的作品数量远超迈,赜如恒河沙,浩如大海烟,在同时代的竞争中本身就势所必至很难脱颖而出,泯然无闻的几率更大。此外,先下手为强,当先前的高手已经把一种扬名播誉的可能性用尽之后,新来者再踵继前武而出人头地的机会便已几近于零。嘉庆二年,赵翼前往苏州,与蒋业晋等倡议建怀杜阁于虎丘,以纪念杜甫,与仰苏楼、白公祠并立,称“三贤祠”。赵翼在《读杜诗》中写道:“杜诗久循诵,今始识神功。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一生为客恨,万古出群雄。吾老方津迷,何由羿毂中。”他在《瓯北诗话》中对李白也礼敬有加:“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

人之常情,不愿意承认当下同辈的成就。在涉及主观评价的领域,赞一个已故之前贤,容易,赞一个健在之同侪,难。如果被称道之人确实超然独骛,所有人都能看出其天纵英才,赞之毫不显得自己低,倒显得虚己服善。一旦表现出对另一个庸下之人的拜倒,对于赞誉者势必大有所损。赵翼是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他纵览历史,深深将自己嵌入被检阅的历史长河之中。一般出类拔萃之人只不过傲视同侪而已,但此诗睥睨李杜,则必须具有相当的勇气,显然属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清代的江南是人文的渊薮,硕学异能之士竞出其间。蒋士铨和袁枚都比赵翼去世得早,袁枚去世后,赵翼写过两首《袁才子挽诗》,其第一首为:“三家旗鼓各相当,十载何堪两告亡。今日倚楼唯我在,他时传世究谁长?”不难看出,具有历史意识的赵翼自认为乾嘉诗坛三大家的作诗水平旗鼓相当,非常关注作品在身后传世问题。袁、蒋既没,赵翼是清代中期诗坛的第一把交椅,“主盟骚坛十余年,独雄一时”,并世之人大加推挹,慕其风而诵其诗的后辈科子遍于大江南北。范起凤赞其“生面独开千载下,大名群仰廿年前。诗传后世无穷日,吟到中华以外天”。赵翼对自己才名之盛也如饮淳酒陶醉其中:“我诗爱人读,好友来激赏。对我长吟之,快若搔背痒。”具有这样地位的人物自然眼界不同寻常,自然产生一种与唐诗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一决高下的傲气,不经意间将自己的影子融入诗句之中,故云:“李杜诗篇万人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里“才人”实际上就是赵翼的自许,是个人心绪抒发,意味着自己的推陈出新,引领一代风骚,与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如出一辙。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沁园春·雪》,其中在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的评骘后,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同样表现出气贯长虹的豪迈。

性灵派是“有我”而非“无我”的,但后人考论赵翼的这样代表作时通常采取“无我”的视角,将作者本人置之度外,将才人解释为有才华的诗人的泛称。其实,在这里,“才人”指的是谁?这在修辞上属于借代,并非不是没有特指对象的。易言之,这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内心的自我期许,为自己的历史定位,展示着豪迈之情,舍我其谁的味道很浓。人格结构对于文本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不知其人不知其文,不知其时不知其人。文、人、时,要结合在一起考察,要“不断地乐于承认每一种观点都是确定的环境所特有的,而且也乐于通过分析找出这种特殊性由什么构成”。赵翼在临门一脚时被乾隆从状元的位置上取下来,刻骨铭心,一直力图证明自己的盖世英才,一直在历史的高原上标示自己的海拔,他是孤傲地表白自身凌驾于李杜的诗歌创作才能,表达对命运的不服,用赵翼自己的话来说:“所以才智人,不肯自弃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后人见不及此,恰恰说明了赵翼这种自我高置手法的高明。

治学方法的启示

赵翼不仅以“史”名,而且以“诗”名,有一于此即足以让赵翼名垂青史。赵翼邃于史学、诗学乃至兵学,看似极其离散的分布,而斯人却能天然浑成兼备于一身,令人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其基本方法是笔记积累。人所作的读书笔记普通都是攸关经史子集,不过另外还有一种读书笔记鲜为人知,即专关于诗词的“诗话”或“词话”,诸如赵翼的《瓯北诗话》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均是“读诗札记”。所以,史学、诗学等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方法上其实是一以贯之的。笔记体(或札记)这种在乾嘉时代业已成为做学问的一种基本方法,传世的经典名著无一例外皆靠日积月累,才得以集腋成裘,名传千秋。人的事功与人的心理密不可分。赵翼本是经历诸多痛苦,也见证许多荣光,这是在追求荣光中不可避免的代价,也是其对人生执着追求的动力。富贵似烟云,有寿就是福。赵翼的多寿为其多才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时间长度。嘉庆十五年,赵翼和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重宴鹿鸣,象征着功德圆满。

任何历经千辛万苦的不易之事均达致异口同声的不易之论。真正一针见血的切中肯綮的批评绝非易事,这也是独具慧眼的卓异见解难以涌现的瓶颈所在,但放纵情感的批评是成本最低的行为,上下唇吻一噏一合即可全盘否定,并且提出自圆其说的所谓“理由”。当今网络上不负责任的评议言论往往类此!赵翼本身的史识具有自己的眼光,自然容易不为他人所接纳,但当代学者评论前人的“后见”本身也并非“伟光正”,批评他人的缺陷可能对错互见,恰恰就是自己缺陷的表现。恰如赵翼自己所言,“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张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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